对此，《监察法》对于监察权实际运行中的立案权、调查权、留置决定权、特殊调查措施决定权等均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职权在坚持由监察机关自行决定的基础上，分别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由本级或上级监察机关决定的规定。
在我国的法律解释观念中，法律解释关系到法律的统一和正确适用，不能随意地将法律解释权赋予级别较低的适法机关，否则将导致适法过程中权力的滥用。从依法行政的理念出发，行政也被理解为法律、法令具体应用的领域，从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产生了对作为行政执法依据之法律、法规等进行解释的需要。
（二）我国行政解释的源起及其类型化分析 中国法律解释体制最早形成于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55年《决议》）。这样，通过将行政解释权集中在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的做法，以防止行政执法机关任意解释所适用之法律，从而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和依法行政的实现。[6]1999年《通知》规定：（1）凡属于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补充规定的问题，由国务院作出解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行政解释权的控制，司法权是缺位的。为了对行政解释进行规范，国务院于1999年下发了《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999年《通知》）。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广泛授权，这种授权中即包含了行政机关对所适用法律的一定的解释权。再次，这种适用法律与解释法律频繁分离的状况，也会使行政解释脱离实际，影响一线执法人员作出合法、合理的决定。他非常有洞见地指出：一国法律秩序本是一个动态的规范体系，对法律的解释需要考虑到宪法的规定，而对宪法的解释岂能无视普通法律的规定？法律解释者负有义务将宪法与下位阶法律规范互为动态调整而维持法律体系的和谐。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107] 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对于法律人共同体而言，新时代是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66]（3）对不同对象的合宪性审查。
[110] 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
后端的合宪性审查，就是针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在公布之后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王叔文教授明确反对否认宪法规范性的观点。这里的必要时意味着必须建构相关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的审查标准。立法一直担负着实施宪法的任务，负有具体化宪法规范内涵，并将之体现在生活关系中的义务，[101]要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国人大关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决定中，指出基本法是符合宪法的。而如以英国、法国合宪性审查的历史演进为借镜，当知事尚可为。二、学术前史：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 在制度条件的更易之外，宪法学的学科前瞻，还应当建基于对四十年来宪法学术的总结与反思。[34]郝铁川教授于1996年提出了 良性违宪论。
[106] 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22-423, 477-478页.。然而，在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之前，宪法学界就已经找到了宪法影响司法的另外路径。
这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设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63] 陈璇：《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
[85] 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7页。[107]这种状况显然也不能适应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他认为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 私营经济不受法律保护，发展私营经济意味着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形式上违宪）, 但当时这样做却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实质上合宪）。包括对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历史和现实描述，以及未来应建立怎样的制度和机制。[26]在笔者看来，四十年来的中国宪法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也就是取向于推进宪法的实施，推进作为最高法和根本法的宪法的真正落实，推进国家的法秩序接受宪法的价值贯彻和规范控制。民主性和正确性是立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确立司法审查制度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的核心论证之一就是宪法是最高法，违宪的法律无效。这一系列政治决断与制度安排，在思想上有巨大解放，在机构和职责安排上终于实现了突破。
此外，韩大元教授专门组织研究力量进行了《宪法解释程序法》建议稿的起草，相关研究也形成了专著。（一）宪法至上 宪法至上，或者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规范基础，也是对法律体系进行合宪性控制的学理基础。
[92] 白斌：《宪法教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除了前述各点之外，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还应该继续关注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继续关注司法裁判中的宪法问题，延续和深化既有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等研究。
[89]对于合宪性审查的未来前景或许只能审慎乐观，但积极承担宪法学的时代责任，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似乎也是宪法学者应当抱持的态度。他尝试从规范宪法这一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概念出发，回应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悖论[44]的时代命题。[68] 参见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65]（2）中国的合宪性审查的特色。
[73]但既有的法律草案审议中的所谓合宪性审查，是不普遍、不充分和不够显明的。王书成：《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机构层面没有突破，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却做出了宪法监督程序上的重大突破。[64] 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55]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30]他还进一步指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就它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而言的，宪法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另一方面，一般法律不能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否则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废除或者修改。
莫纪宏：《论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82] 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的排除》，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而2008年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又使得取向宪法司法化的宪法教义学努力也落空。[114] 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的排除》，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也就是分别研究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规章等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要坚持理论自主研究和阐释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与西方违宪审查制度的本质区别[21]。
陈杭平：《统一的正义：美国联邦上诉审及其启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51]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5-286页。
四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界一直在为合宪性审查鼓与呼，也为此做了相当的学术积累。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研究，已有学者做了比较充分的学术综述，[28]本文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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